北京10月28日电(记者 查志远)“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中，区域增长极的重要性日益凸显，其中创新和消费是两大驱动力。”
如何理解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，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在接受专访时指出，中心城市作为增长极，需与外围中小城市形成辐射带动关系。
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要“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”，同时又要“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”。在实践中，资源向增长极集中有时可能会加剧与周边地区的发展差距。
大城市如何带动中小城市发展，陆铭表示，这种带动主要通过以下机制实现：
一是产业链关联。大城市承担研发、设计和销售等功能，而外围城市可承接制造环节，或发展旅游、农产品等特色产业。
二是消费溢出。随着大城市人口集聚，其消费需求会向外延伸。例如，北京居民的冬季滑雪需求可促进张家口相关旅游业发展；反过来，中小城市居民的高端文化消费，如观看演唱会或画展，则需前往大城市完成，由此形成跨城双向消费流动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在区域方面明确提出，“十五五”时期要注重健全区域间规划统筹、产业协作、利益共享等“软协同”机制等举措。
为实现这一目标，需要从多个方面发力。陆铭建议重点可从“人、地、钱”三方面促进一体化双向流动。
一是在人口流动方面，大城市应加快外来人口市民化进程，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；同时，农村与小城市也需完善公共服务配套，吸引适宜人才安居乐业。
二是在土地配置方面，建设用地指标应随人口流动动态调整，人口流入地区需增加用地供给，存量土地应加快盘活，如转化闲置工业园、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等功能。人口流失地区则可推动闲置建设用地复垦或指标转让，以增加地方收入。农村宅基地改革也应提速，宅基地使用权可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交易、在更多用途之间进行转换。
三是在资本与公共服务方面，除市场化资本按回报率自主配置外，政府需加强公共服务资源的动态调配。例如，随人口流动调整学校和教师编制数量，流入地区增建学校、增加编制，流出地区则相应优化精简。
此次四中全会再次强调“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”，陆铭认为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，其根本在于顺应人的需求变化，为不同人群的选择创造外部条件。
陆铭指出，必须根据不同类型人群的需求，以及在人口流入地形成多样化的供给体系。
为实现上述目标，短期内关键的政策举措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，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。
陆铭特别强调，从全国范围来看，促进人口流动不仅有助于提升全国人力资源配置效率，也能减轻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负担。人口适度流出可缓解当地资源压力，使未流出人口的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应提升，从而改善其福利水平。
“当然，现实中人口流出可能导致地方财政收入下滑，这一问题需通过全国或省级层面的统筹机制予以应对。”陆铭说，可以在整体经济增长的基础上，加大对人口流出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，保障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，从而抵消人口流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经济与社会问题。
此次全会将“优化国土空间体系”与“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”并列提出，在陆铭看来，这标志着国家正从战略高度推进陆海统筹。
“陆域经济与海洋经济本是相互依存、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。”陆铭说，中国的经济活动和能源分布存在空间上的不匹配：经济活动集中在东部，但大量的能源，包括风电、水电等新能源，却主要分布在西部。
“从能源供给角度看，沿海地区有必要进一步突破能源瓶颈，而海洋经济则是这些地区进一步发展的新增长点。”
在产业布局上，陆铭认为海洋经济必须与陆上经济相互配合，重点发展陆海联动型产业。如，海洋资源要运往内陆、服务居民，就需要建设相应的物流通道和营销体系。同时，沿海居民在旅游、研发等方面的溢出需求，也能在海洋领域得到更好的满足。
“加强这些软硬件配套，不仅能为沿海省份和城市创造新的经济发展机遇，也有助于在国家层面开拓出新的经济增长空间，同时更好地保障国土安全。”
在陆铭看来，沿海城市，特别是一些大城市，应充分重视国家战略为区域发展带来的动力，在科研、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积极发力，更好地支撑国家海洋发展战略。(完) 【编辑:张令旗】